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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白诗派——经验回归与生命陨落

日期:2020-01-29编辑作者:古典文学

此外, 自白诗人贝里曼在著名的《梦歌》(第四十七首) 中同样也描述了内心世界的孤独与分裂。主人公亨利本是叙述者“我”的化身, 但此时“我”却对这位热爱文学、热爱伟大作品的亨利深感厌恶。因为诗人“自我”就是破裂和矛盾的, “我”和亨利正是从“自我”这一整体上剥离下来的两块异质的精神碎片, 一方面“我”如亨利一样对生活、对社会、对未来、对理性、对自由、对艺术都充满了渴望与希望, 但另一方面“我”又悲观厌世, 认定一切都是虚无, “我”只是一名“没有精神教养”无可救药的堕落者、一名迷茫无助的流浪者, 只是一个虚构的存在, 一个由众多悬浮无定的精神碎片所组接出的幻象, 从来都不曾完整和完美过。诗人设法将自己置身在充满痛苦和分裂的“非常态”状态下, 以求揭示那些极易被常态所遮蔽的真实存在。这正如叔本华经常谈到的, 人类心灵本有一些深邃、阴暗和错综复杂的地方, 要揭露和展现这些地方是极度困难的。为探索这些奥秘, 自白派诗人不仅大胆陈露了个人的生活隐秘, 而且以生命为抵押、勇敢地与死神并立, 执著探求人类心灵的未知领域。

自白派诗人大多患有轻重不一的精神疾病。一些诗人之所以从事自白诗写作,就是试图通过“自白”式的倾诉打破自我封闭状态, 实现与外界的沟通交流, 并以“自传式”的书写了解和掌控自己情感的波动, 以理性战胜疯狂, 最终返归常态。为实现这一目的, 诗人在写作中竭尽全力去实现自我与社会、现实与想像、理智与情感的平衡。但不幸的是, 诗人也发现真正的超常的艺术洞察力总是他们在无理性的、疯狂的、精神濒临崩溃的绝境中才能获取; 也就是说, 自我的解体、精神碎片的撞击为他们的艺术灵感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原本为解脱精神痛苦而从事写作的诗人往往又在写作中执意寻求、营造、体味痛苦。对痛苦体验的偏爱使他们的诗歌呈现出严重的自虐倾向。在他们看来, 诗人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深掘痛苦, 痛苦正是艺术和生命本质的真实体现。

在《蓝色中醒来》一诗中, 罗威尔就记录了他囚居精神病院的痛苦体验: “天蓝色的日子/ 使我的痛苦的蓝色窗户更为荒凉。/ 乌鸦在石化的航道上聒噪,/ 缺了个人! 我的心绷紧,/ 像一只鲸标冲来要致人死命。/(这儿是‘精神病人’之家) ”。当“我”从疯狂中清醒, 重新面对象征自由与美好的“天蓝色的日子”时, “我”内心的荒凉与恐惧却再次被激活, 在“精神病”构筑的牢狱之中, 蓝色对“我”而言更多意味着忧郁、痛苦和死亡, “我”无法重新回到人的常态。诗人凭借非凡的洞察力、艺术感受力, 以极其清醒的笔触顽强记录了生与死、希望与绝望、乐观与消极激烈对抗的过程。诗人所承载的巨大的精神痛苦由此可见一斑。

1959 年, 罗威尔推出了他曾备受争议、后被尊为自白诗派“开山之作”的诗集《生活研究》。诗集借罗威尔从孩提到中年的成长过程回顾了西方文明的堕落、美国的堕落、罗威尔家族的堕落、罗威尔本人的变化。他以传记式的陈述将个人的私密生活、人性中的阴暗面毫无遮掩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酗酒、婚外情、精神失常、坐牢.., 试图以此来恢复长期被理性和道德联合绞杀的“非道德”倾向, 真实透视自我的内心世界, 准确把握自我与历史、自我与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在入选诗集的《黄鼠狼出没的时辰》(又译《臭鼬的时间光》) 一诗中, 诗人将自我的堕落放在道德的聚光灯下加以审视, 着力刻画“我”的痛苦、疯狂、绝望和异化: “我的恶魔在每个血球里啜泣/ 好像我用手住他们的喉咙/webpic/web/ias/ 我自己就是地狱; 这里没任何人——”。在没有任何光明、信念、理想和希望可言的“地狱”中, 唯有毫无道德意识的“黄鼠狼”在肮脏的世界里肆意横行, “一个母黄狼带一队仔儿, 在泔脚桶里大嚼”。由此可以看出, 诗人对隐私的大胆陈述绝不是个人情欲的放纵倾泻, 更不是哗众取宠的裸体献媚, 而是以自我的痛苦分裂来反映人类在特定历史布景之下存在的荒谬性, 有着深厚而强烈的历史感、道德感和社会批判意识。

自白诗派在很多论述中都被视作浪漫主义传统的延续或一个分支, 是对个人抒情的返归和重新肯定。但事实上,传统浪漫主义的抒情主体发展到自白诗派时已被分解得支离破碎。自白诗人不再如浪漫诗人那样将个人存在、自我价值以及自尊看得至高无上; 他们更习惯于在情绪的大起大落中、在疯癫和迷幻中以歇斯底里的呼喊对“自我”做出褒贬不一的评价, 忽而无限赞颂夸耀自己, 忽而彻底贬低否定自己, 自怜与自虐构成诗人最原始的情感基调, 冷峻和狂热、冷漠和愤激、理智和癫狂, 诸多完全相背的情绪指向在诗篇中错综交织, 同时并存在抒情主体身上, “自我”意识呈现出紊乱、驳杂的无序状态。在“自白诗”中, “我”实际只是由一堆没有内核、相互矛盾、杂乱无章的精神碎片聚合而成, 因为现实社会和传统历史的“污浊”和“伪装”都无法为“我”提供客观恒定的价值参照系。

[1] Rosenthal , M.L.The  Modern  Poets: A  Crit2ical  Introduction [M]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0.

“自白”不仅将浪漫主义的“自我抒情”推向了极端, 也推进了诗人对内心世界挖掘的深度和广度。自《生活研究》之后, 浓郁的自传色彩就成为自白诗派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它要求诗人必须以自己的生活经验特别是自己的隐秘经验作为诗歌创作的原材料, 尽管其中所涉及的不少话题与当时的社会伦理相悖, 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竭力回避和掩饰的, 是上流社会在道德上严格禁忌的, 是一般作家不会在作品中提及的。此后, 对隐秘的暴露被自白派女

在我们心中, 诗人往往被想像为充满激情、幻想与浪漫的完美主义者,他们纯真而多愁善感, 善良却苍白无力。然而, 自白派诗人却以他们对艺术真谛的大胆尝试和不懈追求, 向人们宣誓, 诗人是永远忠实捍卫个人生命体验的是一往无前勇攀人类精神巅峰的先锋, 是敢于用鲜血和泪水探求世界本真的斗士。尽管有那么多理论家钻在屋内嘶声告诫: “没有节制地满足冲动带来了所有精神病、自杀和自我戕害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家中精神病态如此常见的理由——他们玩火自焚了”[9] (P192) , 但自白派诗人依然打着“向死而生”的旗帜, 孤独而执著地攀行在随时可能发生雪崩风暴的冰山雪原上, 他们知道, 他们的同行者或许会越来越少。

自白诗派的兴起建立在对“新批评”彻底反叛的基础之上。20 世纪50 年代, 以T.S 艾略特为代表的新批评派所确立的审美原则在美国诗坛占有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成为绝大多数诗人和批评家的写作规范。艾略特竭力反对传统浪漫主义对个性的大力张扬、对情感的宣泄表露, 认为“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 而是感情的脱离; 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 而是个性的脱离。”[3] (P11) “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继续不断的自我牺牲, 继续不断的个性消灭。”[3] (P5) 在艾略特“非个性化”创作原则的约束和指导下, 美国诗歌在步入50 年代后逐渐变得僵硬乏味, 结构严整但却繁褥、语言凝练但却费解、韵律谨密却显雕琢; 反讽、悖论、暗喻、复义等技法的机械滥用抽离了诗歌所应蕴含的情感的丰富性; 诗人自我的声音在“意图谬误”和“非个人经验”的理论束缚下变得毫无生气。此种情况下, 自白诗派适时地打出“返归个体”、“根植经验”的创作口号, 以掘墓人的身份突现在“新批评派”面前, 为美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转机。

[8] Morrow , Lance1 Pains  of  the  Poet  and  Miracles [J ].Time , 1991 , (9).

[7] 彭予. 试论自白诗的治疗作用[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 , (1).

[4 ] 彭予.二十世纪美国诗歌——从庞德到布莱[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5.

事实上, 不少杰出的自白派诗人在50 年代前后曾服膺于新批评派, 甚至被视作新批评派的后起之秀。如罗威尔早期诗集《不同的土地》(1944) 就曾得到新批评派的高度赞扬。但罗威尔却敏锐地预感到“新批评”的霸主时代行将结束, “新批评”所倡导的远距离的、隐晦的、封闭式的风格为作品裹上了一层僵硬的、无幽默感的、甚至不可穿透的外壳。从1951 年起, 罗威尔进入了写作转型期, 他逐渐放弃了对新批评派的追随, 转而接近以艾伦·金丝堡为代表的垮掉派, 并努力从惠特曼等浪漫主义诗人那里汲取自由、亲切、口语话的诗风, 将诗歌创作的基点重新拉回到个体生命体验, 与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背道而驰。

[6] Plath , Sylvia1 Ariel [M] . New  York : Perennial Classic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 Inc1 , 1999.

[9] [ 美] 鲁本·弗思.精神分析学的过去和现在[M].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8.

参考文献:

“自白诗派”的标签最早由美国文学评论家M.L.罗森塔尔创立。1960年,他在评论自白诗派宗师罗威尔的诗集《人生研究》时首次使用这个术语, 认为“罗威尔的诗长期致力于揭除虚假的面具, 使言说者直接与读者进行深入而赤裸地交谈..诗人是如此自信、开放, 没有丝毫的羞耻和掩饰”[1] (P226 -231) “ (这些) 话题大多是人们惯常回避的, 只有在向牧师忏悔时才会涉及, 简直可用‘自白’来为这类诗歌命题”。[2] (P25) 此后, 一大批深受罗威尔诗作影响, 并在艺术理念、创作主题、写作技法上与其相近的诗人迅速崛起于美国诗坛, 以骄人的创作实绩共同创立了在世界诗歌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自白诗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 罗伯特·罗威尔(Robert  Lowell) 、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 、斯诺德格拉斯(W.D. Snodgrass) 以及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ilvia  Plath) 和安·塞克斯顿(Anne  Sexton) 等。

英国批评家A.阿尔瓦雷茨曾指出: “普拉斯自我毁灭的欲望正是她强盛创造力的源泉”。[6] (P99) 因为, 死亡或死亡幻想往往能使诗人对世界拥有一种全新的、深刻而残酷的理解和看法, 也就拥有了一份独特的生命体验以及相应的异常珍贵的文字表述。为了寻求那些不朽的文字, 自白派诗人支付了高昂的代价, 甚至生命, 因为“诗人面对破碎的、野蛮的社会, 必须拿自己的神经有时甚至生命冒险去探索内在经验的极端边缘。[7 ] 继普拉斯之后, 贝里曼和塞克斯顿也相继于1972 年、1973 年自杀身亡。辞世前, 塞克斯顿告诉她的心理医生: “普拉斯的死使我烦恼。使我也想去尝试它。她所做的———死, 正是我所想要的。”[8 ] (P76) 而贝里曼则从桥上纵身一跳, 完成了他在诗中对死亡的想像: “某天夜里, 我脱下衣服———不像现在穿着暖和的睡衣——穿过潮湿寒冷的草坪, 爬下陡峭的海岸, / 跳入可怕的海水, 在水下/ 永远向海岛走去。(《亨利的理解》)

[3] [英] 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C].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三、死亡艺术的迷恋

普拉斯在诗歌《发烧103 ℃》中就倾诉了自己对死亡的强烈欲求, “死/ 是一门艺术, 就像任何事情一样。/ 我要使它格外的精采// ”。死亡在此成为生命旅途中一道不可多得的美丽幻景: “那飞舞着自杀欲望的/ 露珠, 积聚起魄力/ 冲

二、精神碎片的缀合

此外, 自白诗派的兴盛也顺应了二战后西方社会结构转型的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空前盛大的集体暴力和群体屠杀, 深刻地改变了西方社会成员的文化心理结构, 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在战争中的全面崩溃使人们不再对启蒙时代即已确立的理性和光明充满信心。很多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堕入了消极无奈、苦闷忧郁的沮丧状态, 被视作“垮掉的一代”。嘲讽、冷漠、自怜、幻想成为驱遣焦虑、消遣生命的常用手段。颓废厌世、反中心反传统的悲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遮蔽了整个时代的天空。然而, 顽固踞守在美国学院的新批评学派此时依然躲在象牙塔内以专家学者的姿态追求艺术的精致典雅、客观理性。其皈依传统、驱除个性、讲求专业性和学术性的审美原则严重忽略了为数众多的、处于社会底层的、“草根大众”的精神需求, 斩断了他们发泄抑郁情绪的文学渠道。

诗人普拉斯和塞克斯顿推到了新的高峰, 吸毒、酗酒、月经、手淫、流产、乱伦、精神分裂、自杀..诗人在疯狂书写中冲破了种种禁忌, 用洇红的血色证明了它们存在的合法性。

入红色的// 眼: 黎明的大锅”(《爱丽尔》) 。在短短三十年的生命历程中, 普拉斯曾先后三次尝试自杀, 试图在与死神的亲密拥抱中寻求奇妙异常的生命体验。《拉扎茹斯女士》就是她对自己自杀经历的回想和想像: “灰烬, 灰烬—— / 你摆着骚动着/ 肉体, 骨头, 一切归于无”“那女人彻底完美了。/ 她的死/ 尸体带着满足的笑容, 一种希腊宿命的幻影// 流动在她的长裙的漩涡中, 她的赤裸的// 双足似乎在说:/ 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 现在到了。”普拉斯认为, 写诗的体验充满了意义, 没有诗她无法想像自己能活下去, 诗对于她就像面包和水, 她在写一首诗或写完一首诗时感到的是一种绝对的满足。[4] (P393) 而诗的真正意义只有站在疯狂的峰巅或死亡的边缘才能穿雾瘴以图求取, 因此, “她的某些诗使人感到像梦魇中的喊叫, 在她眼中, 自我和世界靠痛苦而结合”。[5] (P600) 。在很多诗中, “我”是以受难者和救世者的双重身份出现, 一方面极力渲染自身所遭受的苦痛和磨难, 另一方面又以超然的姿态俯瞰“自我”与客观世界的混乱。1963 年2 月11 日, 普拉斯, 这位死亡意识最为浓重的自白派诗人吸煤气自杀, 用肉体的毁灭完成了对死亡视角的拥有。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 死亡都是世俗社会的一个禁忌话题。但在自白诗中, 死亡的意象却比比皆是。在诗人笔下, 死亡似乎是一个让人梦寐以求、欢欣雀跃的终极存在。它非但与痛苦、恐怖无关, 相反, 它是诗人解脱痛苦、摆脱恐怖, 直达精神彼岸的唯一途径, 是精神碎片以超越肉体得到真正复原的最佳手段。

[2] Rosenthal , M1L1 The  New  Poets : American  and  British  Poetry  Since  World  War II [M].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7.

[5] 赵毅衡.美国现代诗选[C]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5.

四、结语: 向死而生的探索

一、隐秘世界的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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