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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好儿女花 虹影

日期:2019-10-02编辑作者:热门小说

元谋故为华竹部,前令莫舜鼐於康熙中期修《元谋志》,初复王宏任续之。一日,踏进元谋东南老城区,偶见华竹南巷和北巷,与之呼应,又得知老城列入棚户改造,不久将拆迁,悲喜交加。是为那些即将失去乡愁的人们写下此文,谨于纪念消失的故乡。
  ——题记
  一
  华竹巷,元谋东南老城区的一条主巷道,巷内住户密密层层、挨挨挤挤,恨不得一家叠在一家上面。如果用一个汉字来形容这片住户的情况,那么华竹巷就像卧在“人”字头部的一条龙。莲花塘和双龙井好比镶嵌在它左膀右臂的两颗明珠,再往南一点,是南泉巷,巷道尽头有一井,名南泉,距离南泉约四五十米远的胜利街呈南北走向,街道一侧是胜利井。四眼井泉水清冽,常年不曾断流,宛如四条口吐莲花的青龙,护佑着华竹巷。
  华竹巷其实是两条巷。从北向南延伸,以中央的吾记棺材铺为分界线,朝南延伸的一条叫华竹南巷,朝北走向的一条是华竹北巷,北巷逼仄、幽深,仅容得下一个人正面通过,若两个人迎面相遇,必须侧身借道才能勉强错开。
  吾记棺材铺在华竹北巷7号,房主吾东升是土司吾必奎的后人,有一个女儿叫珍珍。
  紧挨棺材铺的8号,是林白家的封火屋。土夯的墙,青瓦屋面,窗户不大,一尺见方,全用土坯烧制而成,呈纵横交错的格子状。四周房檐的木头椽子完全嵌进墙体里,竟然没有一点露在外面。为此,十六年前那场大火,烧毁了周边几家的房子,而紧挨棺材铺的封火屋却丝毫无损,安然无恙。主人瘦高个,白净的脸蛋上嵌着一双细细的眼睛,乍一看便是弱不禁风的样子,他有一个独生儿子叫简,还有怪癖—痴迷元谋花灯。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林吾两家人的房子紧挨在一起,相互依靠着,似乎注定要发生一些无法回避的事情,两个女人曾经给还在吃奶的娃娃口头上订了亲。谁知,就因元谋花灯引发了一场大火,烧得两家人妻离子散,老死不相往来。
  
  二
  简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回到他出生的华竹巷了。
  不用掐指,简记得清清楚楚,随母亲离开华竹巷一晃眼十六年了。离开之前,十五岁的他在县一中念高一。
  华竹巷里埋藏着他的悲伤,也珍藏着他稚嫩的爱情。巷里有个女孩,是棺材铺吾东升的女儿,叫吾珍珍。提起吾珍珍,简的大脑里就会浮现出邬吉慧奶奶的话。“珍珍长大嫁给简,你们两个最般配!”这话邬奶奶不知说过多少遍,虽然是随口说说,尤其是华竹巷里的人只不过把它当作玩笑而已。可是,简和珍珍很在乎。小的时候,他们不懂事,每天上学两个人还手牵手地从邬奶奶家门前的大榕树下走过,见到坐在大榕树下乘凉的邬奶奶,他们都会撅小嘴,甜甜的叫上一声:“邬奶奶。”这时,邬奶奶就会把手攥进衣袋里,掏出几颗糖,或者几块饼干给他俩,两个孩子嘴里吃着邬奶奶的糖果,小脸像朵绽放的菊花一样灿烂。
  他们念到五年级时,首先是比简大一岁的珍珍隐约知道了羞涩,她不再公开约简了,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每次珍珍都提前走到大榕树前方的拐角处等简。
  邬奶奶觉得奇怪,两个娃娃怎么突然间就不一起走了,她第一次看见珍珍单独从榕树前走过,好奇地问:“珍珍,简怎么没有和你一起来?”珍珍说:“简病了。”珍珍用简单的话搪塞了邬奶奶,邬奶奶再也不过问了。谁知,珍珍没走多久,简又来到了榕树下,这回,邬奶奶感到有些奇怪,她问简:“珍珍不是说你病了?”简的脸烧得火辣,他明白珍珍糊弄了邬奶奶,只好说:“邬奶奶,我发高烧,脑子都要坏了,去买药吃。”
  后来,两个鬼灵精怪的娃娃,为了回避邬奶奶,他们居然宁可多走一半的路,选择从华竹北巷绕道而行,不再走华竹南巷,想必邬奶奶是多么的失望。邬奶奶每天揣着一把糖果或者饼干在大榕树下等啊等啊!可是,她的糖果一天都没有送出去,她剥了一颗奶糖放在嘴里,淡淡的,一点味儿都没有。
  大概过了一年,邬奶奶始终没有看到简和珍珍从她家门前的大榕树下走过。邬奶奶的生活里已经深深地烙下了简和珍珍的印迹,她一直把两个娃娃当成了最亲的人。一年来,不知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她坐在榕树下等娃娃的时候,往事总是纠缠着她。两个娃娃没有上学时,时时从她的小院里窜出窜进。那时,她一点也不会觉得孤单。老伴去世那年,还全靠两个鬼娃娃和她作伴。女儿和孙女回来料理完老伴的后事,一个礼拜就走了。说实话,自己虽然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可是女儿走后,她还是感觉到非常的害怕,好在两个娃娃每天晚上都来陪她。她给孩子做好吃的,给他们讲故事。就这样,两个孩子像她养乖的小馋猫。后来,孩子肚子饿了,都会蹿到她家里来蹭东西吃。两年过去,孩子在镇小念书去了。晚上,她就只能孤身一人守在阴森森的小屋里。白天,她就在大榕树下坐着等两个孩子,给他们一把糖,或是几块饼干。
  难道两个小鬼娃娃发生什么事情了?突然有一天,邬奶奶不知那根神经出了问题,她心里就这么咯噔咯噔的跳个不停。
  心里焦急的邬奶奶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华竹南巷的7号。当时,珍珍的爸爸在推着刨子,忙着给人家做棺材。
  吾东升见邬大妈踮着小脚窸窸窣窣地进门来,立即放下手中的刨子。
  “大妈,您坐。”吾东升给邬奶奶递过一个小凳子。
  “她大叔,珍珍呢?”
  “珍珍,出来。邬奶奶找你。”
  珍珍听到爸爸的喊声,端着饭碗赶忙从厨房里出来。
  “邬奶奶,找我有啥子事?”
  “鬼丫头,一年都不见你。奶奶想你了,还说你们怕搬走了呢。”
  “邬奶奶,我都到县一中上学了,不走南巷,要走北巷了。”
  “哦!怪不得,我说咋这长时间都没有见着你们两个鬼娃娃。”
  邬奶奶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大白兔奶糖,递给珍珍,珍珍推辞着不要,邬奶奶有些不高兴了,她喃喃地说:“珍珍长大了,是不是嫌弃奶奶不干净。”
  “邬奶奶,怎么会呢。”珍珍无法拒绝邬奶奶,只好接过奶糖。这次,邬奶奶破天荒的没有说那句离不开口的话,她好像一下子明白:孩子大了,他们知道了羞涩,不能再和他们开那些玩笑了。
  “珍珍,好好读书,像你大姑姑一样,离开华竹巷,到大地方去过日子。”邬奶奶唠叨着,离开了珍珍家。
  
  三
  在简的记忆里,他和珍珍稚嫩的爱情,单调而刻骨铭心,其实他们的爱情仅仅由两个细节串成。一个细节发生在他们念初一时,那天他和珍珍吃过午饭,早早地就出门了。他们从华竹北巷出来,又拐进东门的大粮仓里玩了一会儿。珍珍和所有的女孩一样,她喜欢到空地里摘缠绕在竹篱笆上的牵牛花,不一会儿,她就摘到了一大把野花,她找了一些狗尾巴草编成一个草环,再把绛紫、粉红、雪白和深红的牵牛花插在上面,一个漂亮的花环编成了。简在不远处的皮哨果树下捡到几颗成熟的哨子果,他用小牛角刀在哨子果上轻轻地捅了个圆而光滑的洞,做成了一个皮哨子,他把皮哨子送给珍珍。珍珍接过哨子吹吹,哨子发出“啾,啾……”的声音,珍珍高兴得像只活泼乱蹦的兔子,在空地里跑着。
  下午放学时,珍珍发生了点意外,她早早地来到龙井街的凤凰树下等简。简走到珍珍跟前,珍珍看四周无人,拉起他急匆匆地朝东门大粮仓的空地里跑去,那时正值雨水丰沛的四月,空地里的苦蒿没过他们的腰,有一米多深。他们跑到蒿草丛里的一堵破围墙前停下了。简被珍珍的慌乱搞得莫名其妙,珍珍脸色潮红,喘着粗气,她为难地说:“我流血了。”
  “哪里?让我看看。”简着急地问。
  珍珍解开裤子,拉起简的手伸进自己的下身处极快地摸了一下。简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更加糊涂。他挣扎着,好不容易抽出自己沾着鲜血的手,刹那间,他面如土色,“啊呀”地叫了一声,惊出一身冷汗。
  “你受伤了,什么时候?”
  “憨包!不是受伤。”珍珍羞怯地说。
  “不是受伤咋个流血?”
  “不和你说了,你不懂,你先自己回去,我去找邬奶奶。”
  第二天,简见到珍珍,急切地问:“好了吗?”
  珍珍忍不住“噗嗤、噗嗤”地笑出了声。珍珍走在前面,他们穿过华竹北巷那条幽深的巷道,经过大粮仓时,太阳正好挂在东山的树梢上,简一直纳闷,昨天都流血了,今天怎么还那样高兴。
  另一个细节有点不可思议。或许这个细节可以算两个孩子的成人礼。珍珍怎么也没有料到,她的成人礼来得如此猝不及防,她既然在十六岁时就把自己的贞操献给了小她一岁的男生,当然她是心甘情愿的。
  发生第二个细节时,他们在县一中念高一。
  吾东升每次从外面干活回来,都是醉醺醺的。那天放学后,珍珍还是在凤凰树下等简,简走到她跟前时,她没有把他拉到大粮仓前的空地,而是利索地给他一个纸团就撒腿跑了。
  简吃过晚饭,偌大的天宇像一条巨大的黑口袋,要把大地万物席卷进去。简悄悄地溜出家门,沿着华竹北巷,往东门粮仓的空地里走去,他走到围墙前面的时候,珍珍早已等在那里了。
  “简,和我一起离开华竹巷,我不想多待一天了。”她紧紧地抱着简。
  “珍珍,去哪里?”简畏畏缩缩地说。
  “去昆明,找邬奶奶家的大姑姑。或者更远的地方。”
  “我们没有钱?”
  “我知道我爸藏钱的地方。”
  简犹豫着,他不知道珍珍怎么突然就做出如此的决定,珍珍在简的怀里抽泣着。
  “简,我不知道我们的父母到底怎么了?我不想看他们争吵,我一秒钟都待不下去了。”
  六月,热坝的晚风里夹杂着细碎的火星子,把他们烧得燥热难受,珍珍疯狂地亲吻着简,简晚熟的青春让季节的火焰和女人散发出的雌性激素融化,简的胆子渐渐大起来,他笨拙地抓住珍珍的胸脯,血液集中到一个点上,他的智商几乎丧失为零,他迫不及待地撩开珍珍的裙子。
  和很多男孩一样,他的第一次并没有如愿以偿。幸运的是,第二次,他既然打开了一个女人锁了十六年的圣洁之门,珍珍没有像电影里的演员一样,在简的肩膀上狠狠地咬一嘴,留下一个深深的印迹。
  她把隐痛深深的埋藏心底,把那个夜晚当成了永久的回忆,而让她遗憾的是,简的胆子实在太小了,他比女生还胆小,或许就是因为他胆小,她才愿意把自己的贞操毫无顾忌地交给他。简甚至胆小得有些让人好笑,他从来都不敢到珍珍家里玩,他只要看到吾记棺材铺里漆黑的棺材就会鬼喊辣叫。相反,珍珍对棺材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
  在珍珍的记忆里,父母好像是为了争吵而活着。
  珍珍七岁那年的一个晚上,吾东升又喝醉了酒。他踉踉跄跄地歪进大门,把屋子里的东西弄得兵乓作响。他恬不知耻地骂:“骚母狗,又去找你的野男人了,老子不杀死你和那个小杂种就不是人养呢。”珍珍的母亲看势头不对,怕男人吓坏娃娃,情急之下将珍珍藏到一口没有刷漆的棺材里。刚刚把珍珍藏好,吾东升就跌跌撞撞的闯进了里屋。
  珍珍悄悄地蜷缩在棺材里,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她静静地把耳朵贴在棺材壁听着外面的动静,她隐约听到父亲在母亲的脸上掴了几个脆响的耳光,接着,母亲委屈地哭起来,哭声划破漆黑的夜晚。这时,珍珍的眼睛湿漉漉的,大颗大颗的泪珠滚了下来,父亲的吼叫声粗俗、下流、不堪入耳,像一颗生锈的铁钉扎进她的心窝。母亲哭了一阵,嚎啕大哭变成细若游丝的喘息。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在棺材里睡着了。等母亲来把她从棺材里抱出来的时候,她感觉到手脚都麻木了。
  从那以后,珍珍不再害怕棺材了。她把棺材当成了避风港,有时父亲出去干活,她母亲和简的父亲去唱花灯,她一个人玩累了就跑到棺材里睡觉。
  后来,珍珍每次看到人家来把棺材抬走时,就会难过一两天,好像死去的人和她有关联一样。
  
  四
  怪就怪元谋的花灯,都是花灯惹的祸。一曲《送郎调》把两个人拴在了一起,把两个好得穿一条裤子的家庭唱得妻离子散,凄凄惨惨。
  元谋传统花灯《送郎调》是林白和赵小晴的压轴好戏。
  
  送郎送到(哎)东(啊)又东(哎),
  幺妹我的哥(哪),
  东边(就)大路弯(哪)弯转好花红(哎),
  转转弯(哎),幺妹我的哥(哪)。
  咿呀呀咿呀咿哊。
  
  若要花红摘(啊)个吃(哎),
  幺妹我的哥(哪),
  妹妹玩耍弯弯(哪)转难相逢(哎),
  转转(哪)弯(哎),
  幺妹我的哥(哪),
  咿呀呀咿呀咿哊。
  唱来唱去,唱出了感情,林白和赵小晴就黏在了一起,从此难舍难分。
  吾东升怎么也没有想到,林白会勾搭上自己的媳妇。媳妇赵小晴和林白虽然痴迷元谋花灯,经常成双成对的来去,再说唱花灯的人多着呢,又不是才有她两人唱。可是,直到有一天,他在自家的西厢房里听到媳妇的淫声浪语,他才意识到事情有些严重。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谁知,林白除了唱戏,他哪里知道这些做人的准则,他还是把朋友的妻子骑了。

1这六号院子空坝,算是老院子的一部分。以前的六号院子,也只剩有这个空坝、一截院墙和大门,其它全坍塌成废墟,在13年前修成一幢六层高的小白楼房。六号院子、七号院子、八号院子,当然包括一些零星搭建的平房,是野猫溪副巷这条小街最主要的房子。这幢楼房在整个贫民区歪斜破烂尚存的黑糊糊的吊脚楼、泥砖和木房中间,非常醒目。那时父亲尚在。修建小白楼房时,原住户都各自想办法搬离。父母说人老了,去新地方两眼一抹黑,不好。他们不肯离开老地方,就租了七号院子一间房。楼建好后,为尽孝心,我给他们买了五层楼临江的两室一厅,带厨房和卫生间。内销房,价格比外销房便宜好多倍。但是原住户凭可怜的工资大都无钱买房,只有彻底搬走,只有程光头和解放前做过妓女的张妈的儿子两户搬了回来,前者是几个儿女把积蓄拿出来,凑齐钱,后者是儿子借了银行贷款。其他住户都是新面孔。不过13年住下来,陌生邻居也皆成了老熟人。我握着幺舅的手,问好。几年没见,他头发几乎全白。他接到电话,就带着三个孩子过江来。说是就这么一个亲姐姐,他的一家子得给她守灵。他明显哭过,眼睛还红肿着,神情很哀伤。我说:“幺舅,你是我们的长辈,有不对的地方,请千万指点!”他说:“三娃子很懂事,灵堂设得不错。”这下我才仔细打量:紧靠老院子残墙,扎了四米多长的花牌,底色为深绿色,配有黄色花朵图案,挂着驾鹤西去横幛,花牌正前方放灵柩,后方正中央墙上是母亲遗像,扎了黑纱,周围放黄白鲜花。遗像正后方花牌上挂挽联,楼房一边墙壁上也挂着挽联挽幛,花圈则放在院子大门内两侧。灵柩周遭扎着白绸带白花,有新鲜马蹄莲满天星衬托的花篮、成打白玫瑰混合百合和白菊,插在盛水的塑料底座里,以保新鲜。母亲生前最爱鲜花,三哥倒是细心。“他呀肯舍得这钱?是我打电话从城中心花店订来,要了一个快递。”小姐姐不屑地说。她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茶水,在桌子另侧坐下,“梅惠子,你去美国多久?”梅惠子说:“有些年头了。”三嫂拉幺舅到另一桌上去打麻将,那儿三缺一。小姐姐问梅惠子为何不到英国去?知道吧,英国福利好,交通发达,教育、医疗条件优越,连宠物都有权利,虐待、遗弃宠物会犯法,倒像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虽然咱们是社会主义,但能在这儿生病吗?没钱不让住医院。梅惠子说美国与英国的确不一样,但是美国有美国的好,英国有英国的不好。我不想加入这种谈话,有种冲动想去问幺舅,母亲怎么会自己事先准备遗像?可是我没有起身,母亲与幺舅最亲,但恐怕也不会从他嘴里知道什么。母亲深知这个小弟弟的性格,一向老实,又怕事,不会给他添麻烦。母亲躺在装有冰的棺材里,而不是坐在这桌子边,听我和别人说话。她活着时,常常会插几句言,会让我笑起来或捧腹大笑。母亲是懂得幽默的人,她知道如何说话,少一个音,间隔一个字,提高或降低一个词,效果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讲,母亲是个语言艺术家,而且有表演天才,模仿力强,绘声绘色。可是母亲死了,她不能呼吸,不能听见我说话,也不能跟我说话,她再也不能拉着我的手。我朝她笑,她再也看不见了,她就像一个狠心人,一眨眼功夫,就躲起来,躲到我怎么够也够不着的地方,我怎么想她,她都不会出现。我摸着自己的手,还留有一股她手上的凉气。我必须接受母亲死了这个现实。但是不能。母亲怎么可以抛下我,独自走了?在那种年代,连口水都会把人淹死的时期,她居然敢把我这个私生子生下来,敢把我养大,独自忍受屈辱和各种可怕的压力不吭声,这样的母亲,不会不跟她的这个孩子告别就走的。母亲当然不会离开我。我像一个生有双脑袋的怪物,一个脑袋承认母亲死,一个脑袋拒绝承认。两个脑袋互相打架,分不清输赢。母亲蹲在地上给我洗衣的形象,从记忆深处透出,逐渐清晰。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是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吃过团圆饭,母亲得当夜回白沙坨造船厂,运输队大年初一加班。我非要跟着母亲去,母亲不同意,我抱住她的腿不放。母亲只得点头同意。没有船,我们只得走山路。突然下起雨来,雷声阵阵。我紧紧抓着母亲的手,怕滑下山崖去。母亲走到半路,开始埋怨我,说根本不想带上我,我却非要跟着,不听话,给她添事,真是麻烦!我一生气,甩开母亲的手,走出不到五步就滑倒了,一身都是泥。母亲来拉我,我不理会,自己站起来往前走,马上又跌倒了。母亲一把抓住我,叹了一口气说,“这辈子莫非妈妈当真欠你?你生生成了我的小冤家!”那是我第一次与母亲那么近。母亲带着我走到半山腰的集体宿舍,一共六幢,五十年代的红砖简易楼房,三四层高。我们走进第三幢,楼梯上全是灰,墙灰剥落,露出涂了一层覆盖一层斑驳不均的油漆,新标语遮住旧标语,门窗破破烂烂。在二层靠左端里的一个房间,母亲拿出钥匙,开了暗锁。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靠右墙有两张单人木床,挂着发黄的粗布蚊帐,左墙安了一张单人床,搁着旧木箱,还有一个上课用的小桌子,铺了塑料布,搁了些杯子筷子之类的东西,依墙有一根铁丝,挂了几条毛巾和洗的衣服。母亲的床靠窗。我睁开眼到处看,想把母亲离家在外睡觉的地方记在心里。母亲倒了暖水瓶的水,把我周身上下擦干净,换上她的一件衣服,把我塞进被窝里。头顶的长日光灯扎眼,她顺手关掉。她把我的脏毛衣裤子袜子放在盆子里,蹲在地上洗起来,窗外路灯余光打在她脸上,母亲看上去很美,很温柔。我马上就睡着了。睡得很香。爬起来一看,母亲没在床上,我找遍船厂,也没她的影子。我大哭着叫妈妈,醒来,发现是一个梦。可是母亲不在,月亮透过乌云堆,孱弱地从窗外照耀下来,这个小房间变得阴惨惨。我躺在母亲的床上,害怕极了,躲在蚊帐里,不敢拉亮灯,也不敢叫。还有一张单人床,也有一蚊帐罩着,却没动静。没一会儿,母亲提着两瓶开水进来,她走过来,看看我,用手把我脸上的泪痕擦掉。我马上放心地继续睡。那是母亲吗?母亲一向对我蛮横、出奇冷淡,似乎她脸上总挂着一串冰柱子,与我隔阂,是前世后生都不可改变的,像一个后妈,不像别人的母亲那么宠爱孩子,呵护有加,表示亲热。我不习惯,认为自己在梦里。果然母亲第二天早上对我冷冰冰,她把已干的衣服放在我面前,还埋怨地说,“要不是昨夜妈把衣服拿到锅炉房烘干,哪有你穿的,真是尽给妈添麻烦!”她恢复如初,而且显得急躁,一副随时要发脾气的样子。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就算那是一个梦,不管母亲之后对我如何不像母亲,我也该满足。2好了,今夜坐在这儿守灵,我得安心一些。院门外,没有路人,天光暗黑发紫,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月亮。云层变得又低又厚,铺压下来。我说:“但愿不下雨,一下雨不晓得搭的棚漏不漏。”大肚猫一听,赶快说,“我去查看一下。”突然一个鬼祟的身影在大门外闪了一下,就不见了。我整个神经束都竖起来,陡然站起,跑到大门前,看清楚:那是老邻居王眼镜。她比记忆中更胖,背倒伸得直直,下着石阶,步伐不太灵便,算起来她也该有七十岁了。她来干什么?王眼镜住在同街的八号院子,灾荒年在一个厂子修建队管秤,将母亲抬的河沙故意倒掉,还压扁箩筐,欺负母亲,没收母亲的临时工证。王眼镜后来调到地段居委会当主任,不时把母亲当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分子处理,给母亲小鞋穿,拿捏母亲,因此年年得先进。我们一家子见着她都怕怕的,尽可能绕道或躲远,生怕她找碴儿。若她找到碴儿,母亲就得到居委会和派出所背书、写检查,遭到好些人训斥。母亲最怕派出所那个年轻户籍警察,他惩罚母亲与众不同,他在母亲的档案里添文章,说是要和母亲做临时工的单位领导一起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为此掉了好几次工作。王眼镜常常出现在我小时的噩梦里,甚至我长大成人,照旧做她惩罚我站在雨中被淋得一身湿透牙齿打战的梦。哪怕我出国,回家探望母亲,经过八号院子前,王眼镜瞧见我,也一样开骂:“烂丝袜子!你这破鞋养的家什,成了作家,得啥子哈巴意!”骂一声往地上吐一下口水。有一次国外一家电视台拍我回家探亲的电视片,整条小街都得扫入镜头。王眼镜坐在八号院子天井矮木凳上吃饭,她用筷子敲敲碗沿,松掉铁链,唆使她的大黄狗来咬我们,阻止拍片。导演看不惯,出来打抱不平,被她一碗稀饭扣在头上,她义正辞严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你再来几个洋威风,我王母娘娘照样不信邪!”电视片里留下了王眼镜的一个形象:她灰白头发,戴一个棕色镜框的近视眼镜,手举着筷子,嘴角挂着笑说,“拍吧,龟儿子,我就还不信这包药,烂货生的小烂货,出息了,在我这革命群众眼里还是一样!”不错,就是一样。当天我在电视拍摄时说,任何时候拿起笔来写作,我都是长江南岸那个贫民窟的小女孩。多少人会理解这话呢?谁能真正听懂呢?母亲能明白。她几乎年年都去庙里,点上七星灯,虔诚地对着蒲团跪下来,口里念叨:菩萨保佑六妹,给她百合曼陀罗,给她利剑长江水,给她巫山云和雾,给她我的心、我的命,保佑她逢凶化吉,竿子到头路百条,事事通顺。院门口两侧全是花圈,越堆越多,放不下了,靠墙叠放。花圈上的姓名,多半陌生,再看一眼,又似乎相识。母亲生前没什么朋友,死了,一下子钻出这么多朋友,令我吃惊。我打量着花圈上的落款,我们六个儿女都给母亲送了花圈;大部分亲友们也送了,一人一个花圈或两人一个花圈;好些陌生的人,似乎是母亲船厂做临时工的工友;邻居们都送了,一个大花圈,密密麻麻用小楷毛笔写了一长串名字,奇怪王眼镜也在内。于是我问一旁的邻居马妈妈,她瞧着我满脸疑惑,说:“一条街一人两元钱,啥人想麻过不给,没门,我非收不可。”世上有这样送花圈的?恐怕也只能在野猫溪副巷这条街上。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每隔几年,政策一变,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出路,街上也出现了开火锅店起家的万元户,有了钱,赶快离开这贫民窟,搬到对岸市中心;也有靠卖自己的血为生的老血号,收紧裤带过日子;也有跑到外地做小本生意的人,从此再也不肯和这儿有一点儿联系;也有不少姑娘家往深圳海南跑,混得好的,回来时周身上下穿金戴玉,给父母买一台黑白电视,混得不好的,就消失掉了。打个比方,马妈妈,以前住同院,有一只眼睛生来瞎,丈夫在船上工作,自己做塑料厂搬运工,后来儿子挣了点钱,买了中学街街尾的一幢二层楼的小房子。那儿是一个十字路口,什么人经过,都得过她的门,她就此开了一家杂货铺,安了收费电话,生意兴隆。不管日子照常不照常,都说邓小平好,让人盯着钱转悠,不搞阶级斗争,人少和人斗,耳根清静,眼根更清静。王眼镜这个一向拿捏着居民言行的先进街道主任,威风陡减。那时六号院子还耸立在脚下这块地上,石妈的丈夫得脑溢血死了,王眼镜搬来与她同住。石妈的房子就一间,在大厨房里左边端头,窗子朝西,长江中的乌龟石和弹子石渡轮依稀可见。王眼镜的丈夫和三个儿子先后得羊癫风,一个接一个握着拳头、扭过头去走路,眼睛格外恐怖,喉咙堵住,憋气而死。小儿子幸运,长到15岁也没有遗传父亲的病,他躲瘟神似的逃走了,再也没有回家过。王眼镜与石妈住在一起,惺惺相惜,天天邀人来赌长条牌,咒骂男人。两人手气好,赚小钱可维持平日开支。输了,她们会喝几两五加皮酒,靠江的那个小房间里会传出一段川剧。王眼镜学妙龄尼姑:“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觑着他。他与咱,咱与他,两下里多牵挂。”石妈声音提高:“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碓来舂,锯来拉,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两人合:“哎呀,由他。哎呀,由他。”可是没有多久,两人翻脸,石妈让王眼镜滚。王眼镜抱着自己的铺盖卷昂着头走了。屋里传出石妈的哭声:“我的命是落汤鸡,是半根稻草。”她哭诉到伤心处,说儿子要带着儿媳回来住,她应该高兴,可就是高兴不起来,这么xx巴小的一间房,冬天寒心寒骨,夏天当头晒成死老虎,日子看不到头。母亲听着,眼泪唰唰往下淌,手里正在往灶上添煤球,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又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妈妈,给你。”我递上一块手绢。母亲接了过来:“看妈妈没出息,哭啥子呢?妈妈不哭。”可她眼泪掉得更厉害了。母亲不喜欢那个臭婆娘,却要为她哭,为什么?18岁的我成天跟母亲赌气,一心想考上大学,离家远远,哪会愿意去弄懂母亲的心。3梅惠子看看手表,说:“对不起,得离开,你妈妈出殡之日我会再来。”我找来手电,与梅惠子脚跟脚地出院子大门。借着手电些微光亮,江边窄陡的小径好走多了。梅惠子不是邻居,是我小时的朋友,她住在野猫溪。我与她在江边认识,碰面时爱说各自看过的外国小说,未必都懂,可读到主人公落难一样流泪。她父亲在船上工作,不幸船出事,一船人都遇难了,那时她才3岁,妹妹才1岁。母亲靠糊纸盒一人带大两姐妹,怕后爹对她们不好,再未嫁人。她说我,“你肯定有一个幸福的家。”我不肯讲我是一个多余的人,母亲不在意我,父亲不把我当一回事,姐姐哥哥把我当外人。于是,我快乐地点点头,说家里姐姐哥哥都疼爱我。梅惠子羡慕地看着我,连连说,她很羡慕我家里有那么多人,尤其是有父亲,有父亲多好啊。我问她:“你想长大后做谁?”“当乔治·桑。”她看看我说,“你呢?”我也想当作家,可自知梦想难成,就支吾不出语。她推我,我仍不说。弄得她与我不欢而散。几十年后,她做了一个生意人,而我成了一个作家。梅惠子说:“我读过你所有的小说,你妈妈心里一定为你骄傲。”“她以前倒是认为做一个厨师比作家好。”我说。我们走到江边马路上,天边响了一声闷雷。“需要我做什么,就来电话。”梅惠子说完就抱住我,在我耳旁柔声地说,“想哭就哭出声来,不要把泪水流在心底里。”我鼻子酸酸地对她说:“再见了!”她看看我,走向车子,打开车门坐进去发动车,对我摆摆手。那车是一辆紫色的BMW,很少见到那种紫。最多隔两天就会与她见面,这些年她生活如何,我很想知道。想必她对我,也一样。4我打着手电往回赶,两只猫在废弃的粮食仓库院墙上,抓着耗子似的兴奋地尖叫。雨点说下来就下来,我快步经过停灵柩的空坝子,直接上到五层楼。奇怪楼层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推开家门,我大口喘气。客厅里乱乱地堆了客人们的衣物,也没人。我推开右边第一个房间,走了进去。这是母亲的卧室:右边是三门双开黑衣柜,左边是老式五抽柜,柜上有一台18寸电视,搭着蓝布罩子。平柜边上是父亲做的两张凳子,上面放了三口旧木箱,遮着红麻布。双人床正对着门,档头黑桃心形,在白墙衬托下发亮。床边有把旧藤椅,堆满了被子床单。以前母亲总坐在这儿等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回回看见我进来,都说:“哎呀,是我的六姑娘回来了。快,乖女儿,快坐到妈妈身边来。”我手上的行李哐当一声落地,走过去,看着母亲,脸上露出欢喜的笑容。现在这儿没有母亲。我把藤椅上的东西移到衣柜里,就在床边坐了下来。母亲坐在藤椅里看着我,有些累,睁不开眼,很伤心的样子。我朝她伸出手,握了个空。我起身摸藤椅,竹藤黄黄的,旧得厉害,好些地方分岔,却是异常结实,像记忆中母亲的手,甚至带有一些她的体温。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房间里全是母亲的气息,她的声音,她很少有的笑声,也同样少的哭声,我几乎从未听到过,这时统统汇聚在我周围。当然也有死亡的气味,浓烈地驱赶那些鲜活的东西。我站了起来,一点一滴看来看去,就在阳台上,死神在风里飘来荡去,把门摔响。我走过去,死神躲闪开,雨成细线,斜斜地飘洒过来。阳台上堆有裹成一团的床单被子,有地方是湿的,想必是母亲临终时流下的尿,还有从她身上剥下的衣裤,皱巴巴地扔在地上。碎花棉布上衣,半长裤子藏青色,统统洗得旧垮垮的。我蹲下拾了起来,紧紧抱在怀里,心里好受多了。两分钟后,我将衣服床单叠整齐,把被子裹成一棍棒型,找到一块塑料布包扎好,顺阳台角落放好。雷轰隆隆响起,远处有闪电。“希望是大雨,大雨比小雨好,下过了,就不会连绵不断一个礼拜。”母亲会这么说。母亲躺在床上,从窗子望天上,让我走时带上伞。我走进房间,床是空的,母亲不在了。父亲的遗像还是在床头左上角墙上,眼睛注视着远处。没有父亲的孩子,她将盲目地活着?没有母亲的孩子,她将绝望地、加倍盲目地活着。感觉他把眼光慢慢转向我,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我走近,这时一阵冷风刮来,吹得窗帘腾飞。我赶紧关上阳台的门,乌云压得更低,雨水倒是弱小多了。再看父亲的遗像,他的眼光恢复如常,不再看我。5不放心楼下坝子,我到走廊栏杆前一望,透明塑料棚子搭得很牢,由高到低,大雨无碍,客人们还是坐在那儿打麻将。空气好多了,我觉得有些汗粘着皮肤,想洗个澡。于是拿了自己的毛巾和香皂到卫生间,开了热水器,草草冲了个澡。从卫生间的窗子可看见远远近近歪斜在江边山腰的房子,有的地方,灯光亮,有的地方,灯光稀疏。这片地区,从小就习惯,现在看,怎么觉得不一样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前有母亲,现在母亲不在。我眼泪又下来了,用毛巾擦干身体,穿好衣服出来。回到母亲的卧室,小姐姐跟进来,戴着一顶黑布宽边帽子,黑衣黑裙,本来个子高,显得更高。这个我们家的绝世美人,在夜里如此装束,玩什么新路数来着。她像没看见我的一脸惊奇,问:“你要睡哪里?”“我睡妈妈的床,不是已全换过了吗?”“是换过了,你不害怕?”我反问:“怕妈妈?”小姐姐不好意思了,调换话题,说母亲咽气时,她不小心把眼泪弄在母亲的身上,不可能梦到母亲。梦不到母亲,心里有块石头,搁不稳又取不下,闭着气。她埋怨自己,倒霉运,撞破头求神拜菩萨,也不能翻身?我一向敬畏鬼神,鬼神信则灵,不信就无。小姐姐说,以前院子对门邻居陈婆婆死时,她的孝道儿子也是把眼泪掉在寿衣上了,即便他有辟谷功夫,也见不到其母。“六妹,刚才揭开妈的棺材时,你没把泪水弄到妈身上吧?哪怕泪水掉一半滴到棺材上,你也一样会失去与妈再见的机会。”我说应该没有,我要祈祷妈妈回到这儿来。小姐姐重复我的话:“回到这儿来?”“我想和妈妈说话。”小姐姐揭掉头上的布帽,坐上床沿:“我也想和妈妈说话。好吧,我们一起来向老天爷祈祷。”我们面朝房门,闭上眼睛,双手合十。过了好一阵子,我才睁开眼睛,喉咙堵得厉害,我咳嗽了两声。小姐姐还是坐在床边,双手放在胸前祈祷。我打开母亲的衣柜,想找一件能当睡衣的衣服。里面乱乱的,没一件衣服合适。我叠好衣服。走到隔壁房间——五哥五嫂的卧室,有一个双门衣橱半开着,我拿了一件五哥的体恤衫换上。我回到母亲的卧室,小姐姐对着镜子,仔细察看自己的脸。她的脸颊有点黑糊糊,显得丑陋。我没问她,她自己解释:从伦敦回来已大半个月,正在做光子去斑,涂了医院自制的中药。药费昂贵,不过医生保证,医到斑消失为止。从背影看小姐姐,黑色紧身毛衣和呢裙紧裹着一副女孩子的身段,那水蛇腰特别妖冶媚惑,脚上是一双时髦的黑皮长靴。我上了床,躺在右边。往常回重庆,若住家里,我总是睡在母亲的右侧,今天也如此。小姐姐收拾完毕,也躺上床来,随手熄灭灯。雨已停了,阳台上塑料棚子里积蓄的雨水从边沿往下滴,滴嗒滴嗒响。房子这一侧靠中学,背对江水,楼下守灵的喧闹轻多了。外屋客厅的日光灯透过门缝泻入,山坡上中学的亮光透过布帘浸进来,母亲房里每一处都依稀可见,那房门后贴的发黄的旧年画引起我注意:一对胖头女娃男娃,举花瓶提彩灯笼,庆祝五谷丰登。是哪一年?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她买了一幅带喜气的画,贴在门背后,“六妹乖女儿,你回来过年,就能看见。”哪一年?我想不起来,我肯定没有回家过年,我有多少年没有回家过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多年。每逢过年,母亲不知有多盼我,站在这阳台上,看有没有我的身影走下那一坡长长的石阶来。她看不到,不知有多失望,可她一次也没抱怨过。这时,小姐姐推了一下我的肩膀:“你当然和他有联系,我要说说——”我把她的手推开。她又放上来了,“就说几分钟。”我举起手来,摆了摆,表示不想说话。6楼下院子空坝里,又添了两桌麻将,除了主打人,周边坐有陪打出主意的人,桌上摆些一元两元五角的人民币,夜深也不影响亲戚们的斗志。那些从楼里牵出的一串串小灯泡,熄了些,不过仍旧灯火通明。大肚猫倒是认真,走到楼上来,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查看塑料布边沿的积水,顺势压低,让水流出去,减轻篷布的重量。这幢楼建在以前六号院子的废墟上,从未进入我梦境。翻检历年做过的大大小小的梦,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是六号院子。睡眠之中我脑袋削尖,机敏地从不同时空钻入地底,搜寻着沉入那不复存在的六号院子。每次我都停在厚重的大木门前,使出吃奶的力气推,“吱嘎”一响,两扇厚重的大木门敞开。天井长了青苔,搁着好些木桶木盆,竹竿上晒晾着衣服,大小厨房喧闹无比,各家在忙着淘米洗菜做饭。堂屋里坐着小脚婆婆,她的水手儿子走进大门前就开始高声叫“妈!”一个小女孩在爬窄木梯。盲眼的父亲担心地侧过耳朵。“死妹崽,快滚下去!”三哥叫喊起来,他趴在阁楼的天窗上喂鸽子。女孩继续爬木梯,“你找死啊?”三哥朝女孩扔来一个钢钎。女孩闪开,钢钎哐当一声把楼板戳了一个大洞。她吓得从梯子上跌了下去,女孩大叫,一个女人快步朝梯子奔来,一副拼命要救她的样子。“妈妈呀,妈妈呀!”“六妹,好了,别叫!”小姐姐推醒我。“你真是的,打断我的梦。”我不快地说。刚才梦中我有可能看见母亲,只有母亲才有那样的反应,我潜意识地呼喊妈妈就是说明。梦被小姐姐打断,母亲难进入我的视线,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觉得她奔过来的身影非常年轻、敏捷,她似乎穿着紫色竖条旗袍。事实上我从未看过母亲穿旗袍,小时见过箱子里有丝绸花旗袍,后来再也未见。想来文革期间,母亲为避祸毁之,或是早些年大姐偷走,她个子大过母亲,不合身,便大方地做人情送给同学。家里少有的发黄黑白照片里,倒有母亲穿旗袍和高跟皮鞋烫发的照片,她高额头,忧郁娴静,嘴角微带笑意,很妩媚。眼睛深情地看着什么地方,不见多幸福,却是焕然一新的亮堂,一派韵味。想来,少有人能抗拒这种美。梦总是反映心里想的东西。没人说我们四姐妹丑,可我心里清楚,我们四姐妹只是沾了点母亲长相的光,没一个胜过母亲。小姐姐身体靠着枕头,碰了碰我的手臂:“六妹,我有事情要对你讲。”她的声音里充满焦虑。“那个人根本就是畜生。”她的声音不寻常,如果我感觉对了,那哀怨的声音带着杀气。我倒吸一口凉气,坐起来,但是马上躺下。“不要讲,起码这阵子不要讲。我什么都不想听。”小姐姐脸色难看。我解释说:“你和我回家是因为母亲去世,除了母亲,之外的事,我们另择时间谈。”“但是六妹,你听我说。我俩见面也不容易。”小姐姐恳求。我说:“我不想谈。你会几个小时都停不下来。”“反正你也睡不着。”但我主意已定,走到了隔壁房间。床上已横躺着二姐、三嫂和大姐的外孙。双人架子床比母亲的床宽些,我靠着二姐插了个空,睡下去,跟他们一样,双脚吊在床沿。7二姐穿着薄线衣,双手衬着脑袋睡觉,新近烫了头发,有点像卡通片里的辛普森太太,脸色很差,嘴唇毫无血色。墙上老式挂钟,滴答滴答走着。凌晨1点55分了,下过雨后,气温起码低了五六度,冷得像初冬。我扯过被子一角,盖在肚子上。渡船上水手吹响了哨子,铁锚升起,缆绳松开。船发动了。江上岸边蒙了一层浓浓淡淡的白雾。渡船掉头向对岸去,我站在岩边害怕地用手遮住双眼,可又想看,就从手指缝隙里瞧。渡船突然倾斜、翻转进江里,一江人脑袋如皮球浮浮沉沉。我松开手,放大胆去看。父亲长叹一口气,把我拉回家,沿石梯两旁长满断肠草,边角挂着青苔,我边走边看。春天是活人去见河神的季节,老辈人都这么说,小桃红,人的鲜血染红,凶运吉运,得看人心眼儿多诚。1953年忠县乡下的外婆病重被舅舅们抬着滑竿送来。外婆是饿病,气鼓实胀,比快生孩子的孕妇还大,里面装有可怕的虫。大厨房全是难闻的草药味,惹得邻居们怨声载道。外婆喝下草药,拉下的全是白生生的虫,长又偏细,像电话线,有些虫没死,还在蠕动。外婆躺在床上,按着大肚子痛得厉害,不停地叫唤着。母亲给外婆揉肚子,外婆埋怨母亲:“你这小桃红背弃我,让我在关口寨扯了张厚脸也做不成人,小桃红你爸爸死得早,你对不住妈妈我呀,我当初啷个生了你这害人精无孝女?”外婆有百分之百的理由怪罪母亲。外婆讨厌大城市,母亲则相反,她小小年纪自有主张,还没饭桌高,就拒绝裹三寸小脚,遭到外婆的体罚,跪在家里的搓衣板上搓麻绳,她被饿饭,饿得昏厥过去,也不屈从。家穷,外婆只得把母亲许给有钱人家做童养媳,但是母亲偏偏扭着根筋不嫁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小男人,她被关在屋子里。天黑了,她颤颤巍巍地打开窗子,这窗不太高,要翻过去,必须小心,因为外婆耳朵尖。等母亲翻过去时才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带,她只得冒险翻回去。家里没啥值钱的家什,床档头有一个外婆为她作嫁妆的蚊帐。她卷裹起来,夹在腰间,慌里慌张,结果翻窗落地时左脚扭伤了。她抱着蚊帐,忍着痛,瘸着脚连夜走山路,往县城赶。到了县城,她出于本能,往江边赶,那儿有轮船,可以载她去远方,就可以逃躲开身后的一切。她毅然决然踏上跳板,搭上了轮船到了重庆大城市。好多年,母亲都杳无音讯。母亲内心敏感,细腻,外表温柔沉静,却是一腔子泼辣野性,用外婆的话讲,母亲是一头不肯被驯服的烈马。可是母亲爱外婆,生活稍稍安定后,不时把攒下的钱寄回乡下。对重病的外婆,她细心照顾,想尽方,想治好外婆的病。“妈妈,原谅我。”母亲对外婆说。起码当初逃婚离开乡下到城里后应该递个信,让外婆知道她活在某一个角落。“哼,原谅?当时我就当你这臭蹄子沉潭了。哎呀,痛死我了!”母亲双手作揖,请求外婆原谅。“不可能,你死了这份心吧。”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外婆床前,“妈妈,你原谅我吧,是我的错。我该早些接你到城里来,若来,你也不会病成这个样子,我好悔啊,我真是不孝女儿!”外婆把脸掉转过去。到外婆死,外婆也没有说一句原谅母亲的话,尽管母亲一再向她表示自己的歉疚。外婆落气前,倒是没有骂母亲。外婆大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出她的想法:要母亲把她葬回忠县关口寨老家。母亲做到了。外婆的尸体运回忠县老家,与后山上外公的坟合葬在一起。外公的坟头有好多小桃红,那是外婆在母亲逃婚后撒的种,每年整个后山都开遍了小桃红,外婆绕着坟头转圈,边走边对里面的外公说话。母亲一看见父母的坟,眼睛就红了,泪水“吧嗒吧嗒”掉个不停。小桃红,母亲告诉大姐,外婆恨她时叫这名儿。可没外婆这么叫,她哪是她呢?母亲悲痛地拉着大姐跪在外婆的坟前,捧了一把小桃红,花的汁液染红手指,手指晶莹鲜艳夺目。母亲看着自己的手指,再看看整个后山的大片小桃红,突然明白过来:“就我这傻兮兮到家门子的闺女,妈妈早就原谅了我,不然她不会种小桃红,以此祝福。她当然心疼我,当然担心我,挂念生死未卜的我,她是我的妈妈,啷个会变呢?”母亲变成一个泪人儿。外婆的心眼儿诚,她种小桃红,朝夕祝福。母女之间长年存有的芥蒂之坝冲垮,母亲的心彻底向外婆投降。母亲泪水流个不断,悔呀恨呀,可是也没用,外婆不能死里复生。老辈子人的话,在一个上下一起说谎成性的国家,便无法应验。几年后全国开始闹大饥荒,四川这个一向丰足富饶的天府之地,也不可幸免。忠县天天有人饿死,先把牲口杀了吃,吃虫,有的村子严重到人吃人的地步。还有力气的人,得浮肿病,就往外跑讨饭,可是跑到哪里,都没得吃,有钱买不到,没钱更无法活,那就抢吃的。没力气跑的人,就吃树皮树根,饿急了,吃自己的屎或死尸。田埂上的野菜根中,有野胡萝卜和野芹菜两种味儿甜,比其它野菜根好吃。不幸的是这两种野菜根和有剧毒的草根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味也相同,那就是狼毒和毒芹。吃过任何一种,在15分钟和半小时内得立即抢救,否则必死无疑。那年月好几个乡镇才有个医生,别说15分钟,就是一个小时也赶不来,赶来了,也没药。有一家子七口人因误食狼毒,躺在地上吐白沫,满脸青紫,痛得面目狰狞。两个大人把五个孩子抱成一团,他们死成一堆。开始时村子里死了人,还用几块薄木板做个棺材,后来死的人多了,就用一张破席一卷,或一块没用的布一裹,在一块荒地里,挖个坑埋了。再后来,死人更多,就啥也没卷没裹,放进一个大坑合埋。野菜吃完,就吃黄泥巴。大舅妈吃了泥巴,拉不出屎,活活胀死了。村子里所有的小桃红都被连根摘下吃掉了。可是有一天夜里,外婆的坟前生出好多的木耳。母亲说是在冥界的外婆设此法为大舅二舅们救命的。1994年夏天,长江三峡工程混凝土纵向围堰的基坑开挖。母亲听说了,日夜不安,说是大水迟早会淹外婆的坟,要去忠县移坟。2000年乡下亲戚来信说,他们得搬移,那方圆二十里不到的石宝寨也会大半在水下。整整一年,母亲都在催二姐写回信,问那些亲戚的去处。有一天,母亲说外婆投梦来,讲红色水位线处处可见,外婆一身是水,冷得很。幺舅声称要陪母亲去,大姐也要陪着去,三哥也要去,不过却要母亲出路费。母亲问二姐拿主意,二姐说应该是六妹出钱。讨论了好几年,到2004年秋天,最后决定国庆时幺舅、幺舅妈和母亲一起去。可是母亲突然昏过去,流尿,送到医院抢救,说是严重缺营养。母亲去不了,让幺舅去,幺舅非要等母亲好后才去。这事一拖再拖,到一年前三峡工程蓄水至156米为止,因为长江水淹没了整个村子。幺舅把所有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会,封锁消息,不让母亲知道。母亲至死也不知祖坟在水底。但也奇怪,母亲再也没有提回忠县老家移坟之事,一到春节,不管是自家孩子外孙,甚至亲戚的小辈来,母亲都是一人两百红包压岁钱,出手大方,看得三哥二姐胆战心惊。也许冥冥之中,母亲有所感觉,或者外婆又给她投过梦。母亲不会不顾不管外婆的,她的魂会潜入浩渺的三峡大湖寻找外婆,想来这回外婆会原谅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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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凶犯(【澳门新葡亰76500】天狗原著)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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